盘点历代经济官员 透析中共官员的经济观

凡人

盘点历代经济官员 透析中共官员的经济观


　　有“人民币先生”之称的周小川最近又处在风口浪尖。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让所有人发现，原来国际炒家贪婪的目光都盯住了中国这头庞大的经济巨兽。在全球经济萎靡的环境下，中国会否能像1998年或者2008年那样，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成为全世界的疑虑。身为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自然万众瞩目，被寄以厚望。在西方世界的舆论传播下，中共一度被塑造成善于意识形态传播、但是对经济却丝毫不通的政党，即使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也往往被视作是在消耗大量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取得的。但事实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共的经济官员们，是不是真的像外界认为的那样碌碌无为？他们又表现出哪些不同于西方经济官员的特质？

　　周小川：“人民币先生”的收官之战

　　提到中国经济，就不能不说担任中国经济稳定器的央行“舵主”周小川。这位有“中国的格林斯潘”、“人民币先生”、“改革先生”的央行行长，在他执掌这个位置的第14个年头，刚刚进行一场异常艰苦的战役。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现年68岁，与一般省部级高官60岁就要退居二线相比，周小川的政治生命更加“长寿”。2012年十八大之前央行换帅传闻不断，但是2013年两会上周小川“意外”破格留任打破猜测，也打破了国务院下属部委负责人不超过两届任期的传统。分析认为，周小川留任是对其10年掌舵央行推行金融改革和成绩的肯定，这有利于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将推进已经上路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项金融领域改革。

　　同时也有猜测认为更进一步的原因实在是“朝内无人”。央行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机构，掌控者必不是普通官员所能担任。一般官员没有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过于学者型的官员又眼高手低，脱离现实和政治规则。因此“选帅”实为不易。

盘点历代经济官员 透析中共官员的经济观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图源：Reuters/VCG）

　　但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小川本身是值得信任的。以周小川的履历而言，周小川上任之初，中国金融业可谓内外交困。受国企长期低效的拖累，中国当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5%，已近技术性破产边缘。就国际形势看，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官员大肆抨击人民币汇率，要求人民币升值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随后周小川大刀阔斧的进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在他的推动下，从2003年始，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继成功实现了境内外上市。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这一天，央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迈出坚实地一步。也被认为是周小川迄今最大的“政绩”。

　　当然，周小川只是今天中国政坛上最耀眼的经济官员，其实与外界认为中共缺少擅长经济官员的概念不同，中共曾经出现过多位有全盘掌控力，经历过经济危机并妥善处理的领军人物。

　　朱镕基：强势的铁血宰相

　　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前中国总理朱镕基。1993年朱镕基临危受命，进京担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常务工作。同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直兼任至1995年6月。在任央行行长期间，朱镕基抑制了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金融市场的混乱苗头，在总量上控制住了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四年有力得当的宏观调控，他成功完成了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任务，抑制住了国家经济增长过热的现象，实现了“软着陆”，并打击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1994年朱镕基一口气推出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六个方面的改革。财税制度上推行“分税制”，使中央取得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只拿到小部分。银行改革的目的是使银行不再是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把银行专业化，成立政策性银行承担政策贷款的任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物价取消双轨制，和市场接轨，消灭官员利用特权的寻租空间。这些强力推行改革使得朱镕基在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之时，优秀的政绩及强硬的作风，备受还内外赞扬，也就因此被冠以“经济沙皇”的名号。

　　仅以朱镕基解决东北三省国企效率低下和三角债问题为例，就能凸显中国主导经济官员的某些特质。

　　1984年到2003年之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北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时，大型国企云集的地区会受到最大冲击，船大难掉头。祖孙三代铁饭碗，一朝下岗自谋生路，对人，对企业，对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颠覆要远大于其他地区。当时最让中央政府和朱镕基头疼的就是东三省的“三角债”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辽宁的三角债为45亿元，黑龙江和吉林为60亿元，江苏则更突破了100亿元。据银行的托收承付款统计，到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已达1,085亿元，再加上一些没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数额远远超过了政策的商业信用范围。当时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因“三角债”拖累，被迫熄火停产，走投无路的厂长接连两次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发了告急电报。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因“三角债”搞得账无存钱，库存无煤，公司只好在20万职工中发动集资解困，总经理李华忠在集资大会上含泪鞠躬，久久不起。“三角债”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以至于朱镕基不得不亲赴东北，亲自坐镇，现场清欠。

　　经历过当时“清欠”现场的一个东北国企的干部曾回忆当时场景，介绍什么叫“现场清欠”，说白了就是把全省的国企领导叫到一个大礼堂，银行和财政的人全部到场。人已到齐，大门四闭，清不明白，谁也别出这个门。于是，煤矿矿长拉着钢厂厂长，钢厂厂长拉着机床厂厂长，机床厂厂长拉着机器制造厂厂长，一直拉到源头，谁有钱，马上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时候还钱，谁拿了钱，什么时候给上家结款，都立字为据。谈妥了，赶紧出门回厂里拿钱办事。最后剩下死活没钱的，银行、财政一起上，有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自1991年9月20日到10月20日，一个月时间，东三省企业“三角债”问题基本解决。2006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出台，东北迎来“黄金十年”。

　　这种总理站台，亲自出马的情况，在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就成为现实，这种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效率，是面临危机时很多政府最为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外界相信中国能够起到发生金融危机时起到“定海神针”的原因。

　　陈云：质朴的民生观

　　而以陈云为代表的更早一辈中共经济官员，则更加明显的突出了另外一个特点——以民为本，在考虑经济政策时更多的在考虑更加宏观的国计民生问题。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历史上大凡国家朝代离乱之时，必定是经济凋敝，人无所依，没有工作的民众，必定会选择向政府发难。这也是为何在1933年美国大萧条后，美国进入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的泥沼：生产严重过剩，物价持续下跌，商铺关门，86,000多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由过去150万猛升到1,700多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以至于罗斯福在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不无心忧的表示，“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对此，从战乱中走过，懂得民生疾苦的中共第一代官员对此理解的尤为深刻。

　　作为后来与邓小平并驾齐驱的中共元老，陈云是那一批人中少数的熟稔经济的政治家。从建国初期的稳定上海物价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陈云都在其中起到了主导，制定的关键作用。从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到对公私合营等经济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正是在他的主导下确立的。而面对冒进、文革都政治运动，陈云辅佐着周恩来，艰难的保持着经济平稳上升并回归理性。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又成为了邓小平的伙伴。尽管有后世评论对陈云在市场经济的态度上有所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有着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对国企在国民经济和改革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今天回头来看，不过分夸张市场经济的作用，重视国企在国家核心产业中的主导地位，都证实了陈云经济思路的前瞻性。

　　在陈云的经济理念中，“平衡”是一个关键的词，他主张在中国经济中政府必须保持平衡管理，即政府收入和开支平衡、进出口平衡、主要商品的供需平衡等，这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市场改革和民生之间的平衡。不能因为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牺牲掉民众的生活水准。这种质朴的“以民为本”观念，背后是中西方政治逻辑的大不相同。

　　在历数了陈云、朱镕基、周小川这三位有着鲜明时代特色，代表着中国主导经济的官员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一组群像之后，提炼出一些共通的素质——他们都怀揣着质朴的以民为本的思想，重视国计民生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有着一个贯穿始终的经济理念，在面临危机时，能够突破常规，短时间内用合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他们也分别各自的特点，陈云更加从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朱镕基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加强势，周小川的专业则是更加明显，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各自的职位有关系，但是也表现出中国政治变迁和国家发展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