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各影响中国30年

行者

郑永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各影响中国30年


《习近平时代》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于2015年8月在美国纽约出版。该书主编熊玠（James C.Hsiung），1935年7月23日出生，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新闻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中美关系和亚太政治研究领域资深专家。中共党媒《学习时报》在2016年3月28日、3月31日和4月4日分三天转载此书的绪论。绪论中提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14年10月一次演讲中说：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这个非常重要。以下为此书绪论。

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习近平时代》绪论（一）

被誉为“大道之源”的《周易》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要想观察时势、了解时代的演变规律，就应该从观察天道运行和人间万事万物着手。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要了解这个文明古国在新千年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最便捷的方法是从了解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入手下手。习近平，自2012年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正在推动一个规模空前的改革进程。习近平将如何引导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又将如何带领中国与世界产生良性互动，答案就在他的宏大变革计划当中。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相似，习近平也正在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执政气势派头剧烈地改变着中国。

中国的新长征

1944年，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原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苏联遇见埃德加·斯诺，头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故事，于是入手下手着了魔似的，要把这个惊人的故事写出来。1972年，他作为全美作协主席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提出重走长征路线采访的要求，被拒绝。1984年3月，他与妻子再访中国，带病走完长征之路。1985年，他在美国出版了风靡全球的长篇纪实——《长征：亘古未有的故事》，在全球再次引发中国的长征热。

长征，不仅是一个史诗般的行军故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励志图腾。每当国家遇到艰难困苦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是喜欢朗诵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创作的诗句来激励国人。

2012年11月29日，就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参加公开政务活动的时候，习近平又一次引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著名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中华民族复兴的弯曲勉强艰辛历程。

他说：“《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来日诰日，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入手下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也就是在这次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公开阐述了他和中国人民共同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是这个民族近两个世纪以来最触目惊心的一次整体长征。

宇航员从浩瀚的太空俯瞰地球，发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似乎一刻不停地在星空中孤独运转。如果拉近了镜头，跟踪着每天太阳升起的轨迹，第一片被照亮的大地就是亚欧大陆的东部。没错，位于东部偏南位置的大片土地就是中国的版图。这块大陆西高东低，广袤的土地孕育了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平坦地块，诞生了华夏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且五千多年来的文明史从未间断中止，生生不息的人口汇聚成一个共同的民族——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如同众多支流汇成大河，组建了统一的国家。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版图和基本政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创造了众多繁荣之最的国家。但兴盛和危机总是交替进行，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坠入衰败的谷底。

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比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兴替有如此深邃深挚而切身的感触感染，“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繁荣，将奢侈推向一种极致，连气儿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人，最有资格谈论繁盛、和平、安逸和文艺。“国土沦陷，安居乐业”式的苦难，这里又曾是人间最苦的炼狱，仅1840年至1906年，中国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达700多种，中国的首都也多次沦陷。特别是近代日本法西斯制定了罪恶的“大东亚共荣计划”后，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难，3500万人死于战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它的第一句歌词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如何拯救灾难极重繁重的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成为20世纪中国人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拯救中华民族悲惨命运、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就如同伟大的长征那样，弯曲勉强、悲壮，充满着牺牲，充满着英雄主义，又一路过关斩将，凯歌飞扬。

回溯中国20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奋斗史，中国经历了毛泽东革命时代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自主，设立建设了新中国，从此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上。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将中国带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总量进入全球前两名，将中国带入疾速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手上，中华民族离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接近。习近平将如何开创新的时代？在新长征路上他将抒写怎样的历史画卷，已经引起全球的关注。

毛泽东时代

晚年的毛泽东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小我私家，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外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实际上，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比这两件事丰富得多，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更有价值。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极少数领袖和哲人能与毛泽东等量齐观，对于毛泽东开创的建国大业和他的思想成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或许否定，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予以否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算起，到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为止，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为创作发明美利坚合众国奋斗了14年，其中约8年的时间用于战争。

相比而论，毛泽东创作发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就比华盛顿艰辛漫长得多。从1921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为之奋斗了28年，其中约22年投进血与火的战争当中。

与华盛顿建国付出较小的牺牲和较多的谈判不同，毛泽东在建国过程当中，他和他的人民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殊死较量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争夺战争，一共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仅毛泽东自己的家族，就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与毛泽东在战场上交过手的对手很多，远远超过了拿破仑、华盛顿、汉尼拔、库图佐夫等任何一名西方军事家。毛泽东的对手中包括日本、美国、苏联、印度和以美国为首连同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19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军，当然还包括拥有800万之众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与美国、苏联、日本、印度等大块头都交过手且没有落败的军队统帅，全球只能找到毛泽东这一名。

与军旅生活生计出身并获得过上校军衔的华盛顿相比，毛泽东是纯正的农民出身，毕生喜爱读书和写作，只在一个非正规的部队里当过不到一年的兵，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教师。毛泽东很少穿军装，也很少摸枪，他习惯用自己的思想来进行领导。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谋略，也集中施展阐发在他的文章和著作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流传极为广泛的名言，就出自毛泽东的文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概要地说出了新中国的诞生历程——这个新的国家是打出来的，是从血与火之中走过来的，也是无数人付出鲜血铸造出来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徽选择了同样鲜艳的红色。

毛泽东经常被誉为“游击战争之父”，却不知他对现代战争特别是现代战略威慑，也有特别很是精深的造诣。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了核武器是一种常规武器无法比拟的威力极大、破坏性极强的武器。他针对美国、苏联等实施核威慑战略，根据世界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提出了在发展常规武器的同时还要发展尖端武器的主张。他认为，要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保卫国防，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设立建设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原子弹不仅是实施军事威慑与反威慑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个国家军事及综合实力的反映，没有核武器，就无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抗衡，军事威慑与反威慑就会大打折扣。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着手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目下当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目下当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目下当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克不及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有关部门在当年就设立建设了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1960年2月，在苏联撕毁为中国设立建设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协定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把鼎力大举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特别是尖端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规定为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项任务，提出要争取在3年内突破尖端技术这一关，并明确了今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设立建设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极端困难，尖端武器的研制一度陷入困境。这时候，一些人提出尖端武器的研制要下马。毛泽东明确地指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克不及放松或下马。”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两次谈话中也都评论辩论了原子弹问题。

1964年10月，在国内许多优秀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同时，中近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的研制也进展顺利。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6月，中国地对地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设立建设。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

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了尖端武器，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还掌握了卫星和导弹技术，其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的自主防卫战略思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有效震慑了敌对势力的入侵，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

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对于开国的政治领袖来说，这又是一道无法绕开的难题。

《贞观政要》记载，公元7世纪初，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大臣们就此进行了一次专题辩论：

“究竟是创业艰难还是守业困难？”唐太宗向群臣咨询。

“当然是创业艰难，因为创作发明国家需要流血、战争和残酷的厮杀，经常面临着生死考验。”众多大臣搜索枯肠地回答。

但大臣魏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开国创业当然艰难，但那种生死考验的时间究竟结果是短暂的，而且当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反而不容易犯错误。而守业就不同，它必然是漫长的枯燥的，更可怕的是时刻面临着腐化堕落的考验，领导者很容易在歌舞泰平承平中丧失意志力，最后在意志消沉和政治腐败中丧失政权。

唐太宗透露表现很认可魏征的判断。

一生熟读历史著作的毛泽东对此段历史论辩自然谙熟于胸。国家机器设立建设起来了，庞大而统一的政权入手下手运转，新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国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结成了同盟，但谁都知道，这种实力不合错误等的结盟是不稳固的。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退守到了台湾，美国与台湾地区很快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使蒋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陆。美国在远东朝鲜战场失利后，将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台湾打造成了一条新月形的遏制锁链。落井下石的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对前任进行反攻倒算，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缝，苏联成为新中国北边的巨大威胁。苏联和英联邦的成员印度打得火热起来，印度迅疾成为中国在西南部的主要挑战者。看似“八方受敌”，但毛泽东的内心中，对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国际包围遏制圈倒不是很畏惧，他在诗中自比傲雪的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心腹大患是魏征指出的政治家意志懈怠，进而言之，是政治家整体性的被陈旧迂腐生活体式格局腐蚀，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红色政权进行改旗易帜，使无产阶级丧失在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睡在身边”，也为了挖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赫鲁晓夫”，保持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证明是悲剧性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的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这样的语言为“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多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灾人祸”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份“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结论，邓小平也从宏观上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1957-1978年）中我们其实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场合排场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目下当今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其实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2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呼之欲出。

历史的悲剧也是宝贵遗产

“当环境和条件改变时，领袖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他大概不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不久前过世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晚年对媒体谈及毛泽东时，做出了这样深邃深挚的慨叹。

没有人怀疑毛泽东要把中国带入富强道路的坚强决心，但现实却给这位历史巨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留下的是一个其实不发达的中国。

固守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将斯大林设立建设的政治经济体系视为社会主义的标杆，对市场的恐惧和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历史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办署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克不及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的真诚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适得其反，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我私家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可以或许将这场浩劫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缘故原由。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的小我私家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经由过程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小我私家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小我私家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小我私家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小我私家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小我私家崇拜，倒是需要一点小我私家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小我私家崇拜”。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热火朝天的小我私家崇拜发展到了“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报告请示”的时候，到了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念念不忘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施展阐发。“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打砸抢抄、造反夺权，真正是“和尚打伞，横行霸道”。造反派一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均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外一方面，这种小我私家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防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那是难以估计的了。

历史的损失只有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才能弥补。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让人在感触感染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不克不及脱离这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政治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小我私家崇拜、小我私家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标的目的性、全局性的错误。特别是脱离实际，意欲凭借空想主义跑步建成富强中国的目标，被实践证明是绝无可能的。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深深刺痛了后来的中国政治家。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习近平时代》绪论（二）

邓小平生前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的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与其显赫的军功相比，邓小平更是以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被中国历史所铭记。

中国有句老话，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虽已年过七旬，但仍然踌躇满志，竭尽全力要把中国这艘巨轮引入正确的航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现代化建设千头万绪的开局工作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他的深入思考。这就是：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中国究竟该选择走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首要问题就是准确判断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的改革，正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开始的。庆幸的是，中国这条路子摸对了。

苏联改革失败，因为没有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同时还是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5年3月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以后，他提出了“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等改革口号，逐渐引发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动荡。在其任内，苏联最终于1991年12月8日宣告解体。至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依然充满争议，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他自己对此声称感到委屈；西方则出于自身的喜好，于1990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用一句话总结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在几位国际政要的回答中，作为亲历者的戈尔巴乔夫最为特别，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独特而符合中国实情的改革道路。

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关键人物往往会对历史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有些人推动了历史变革，有些人则阻碍了历史变革。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未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然而，他执政不到7年，苏联便走向解体，即便不能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其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教训至今令人深思。1989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曾有记者就苏联的改革相继提问，戈氏答曰：“苏联首先解决的是迫切的经济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刻得多，不改革政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着手政治改革。”


超前于老百姓需求的改革，注定得不到人民支持，而极有可能成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一种游戏。这是世界范围改革史屡见不鲜的案例。苏联和它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恰恰重蹈了这一覆辙，使改革失去了民众支持的基础，最后让苏联变成泥足巨人，顷刻间轰然倒下。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带领下，实施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这种改革路径设计紧紧围绕民众的需求展开，比如先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让农村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允许自挣口粮，其次解决工人的效率问题——推进企业改革，允许国营企业工人搞承包，企业经济效益好的可以将利润留给职工。

“摸着石头过河”本来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指的是在没有前人经验、没有现成的桥和船的情况下，要想过河就必须以身试水、摸索前进，民间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把“摸着石头过河”这句民间俗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领域，其含义就是指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先经过试验、摸清规律、评估风险、稳步前进。

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完全认同。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本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醒中国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还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

他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由此看来，邓小平的思路就是要让改革在稳妥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摸着石头过河”视为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也成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心得。

要敢走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尊崇老祖宗。连毕生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的末尾也感叹：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奋力冲破老祖宗的陈规陋俗，但到了晚年老祖宗的阴魂似乎不可避免地又缠绕到他和中国人民的身上。

如何对待老祖宗？中国人往常最经常的做法就是“两个凡是”——凡是老祖宗说的话都得照办，凡是老祖宗做的决策都得遵循。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承人华国锋对待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但邓小平就不一样，他对老祖宗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说老祖宗的话要分析，对的就继承，不对的就放弃。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老祖宗”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洋老祖宗”，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这些外国来的“老祖宗”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需要认真地去研究和分析。


“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对待老祖宗的第一个态度。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这里说的“老祖宗”，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所创立的主义和思想。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的先进性的根基所在。丢了这些“老祖宗”，就丢了思想的根本，必将引起人们思想的大混乱。

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坦陈心迹，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后来说过，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鲜明、坚定并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多次表示，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晚年所犯的错误。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分寸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人们仍然必须承认邓小平没有丢弃老祖宗留下的正确理论，是一种远见卓识。

但是，邓小平非常清楚：“老祖宗”并没有为中国如何改革提供方案，换句话说，中国往何处去？从“老祖宗”的书本里找不到答案。所以，邓小平鼓励他的同事们：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要解放思想。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是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方面尊敬老祖宗，不丢老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倡讲新话，走出一条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子。邓小平讲的新话很多，概而言之，有三点让世界人民印象深刻。

第一，邓小平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说出了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一大胆突破和后来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活跃并丰富起来，也迅速发展起来。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果断决策，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和战略主动。这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第二，过去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直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要求搬到了初级阶段。而这一点，又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邓小平把中国拉回到现实中，他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就为我们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第三，过去的社会主义世界曾经固守僵化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体制，简称苏联体制，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对改革的作用和意义作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时强调，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从而打破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能够敏锐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种信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从未有过的开放局面。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总设计师：基本路线要管100年

傅高义（EzraVogel），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长期研究日本与中国，曾写下畅销书《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2013年，傅高义历时10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出版发行。2014年，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夕，傅高义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专访时称，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无论谁成为中国领导人，都会走上改革之路，但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能像邓小平那样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如此成功。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傅高义教授则给邓小平冠了一个美国人更熟悉的头衔——总经理。傅高义说，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因此，傅高义教授更愿意称邓小平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傅高义评价说：“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对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傅高义最后说：“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在北京登上了去往中国南方的专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巡视谈话。他的这次旅行历时一个多月，谈话是断续进行的，谈话要点后来被收集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篇名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的文章被简称为“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官方著作的压卷之作，被排在最后一篇。所以，这篇“南方谈话”也被视为邓小平为他的政治继承人立下的“政治嘱托”。邓小平的政治嘱托最重要的内容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通篇既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曲折性保持清醒，又对这条道路的最后胜利充满自信；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而且强调社会主义经过曲折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规律。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但邓小平的政治继承人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这条“基本路线”。2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面对新的改革实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又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设计图，将中国带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习近平时代》绪论（三）

是否具有长远的战略思维，这是衡量中国领导人历史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的很短时间内，他就展现了非常宏大的战略视野和娴熟的政治运作才能，很快就跻身于能够主导国际事务的领袖行列。中国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其寄予厚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14年10月一次演讲中说：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这个非常重要。

美国《时代周刊》2015年4月16日在其网站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为《时代周刊》撰文评价习近平称，习近平的成功关乎中国以及世界的命运。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导经济体，同时中国正寻求通过其积极的外交政策将这种经济实力转变成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新的全球秩序。

自2009年首次入选以来，习近平已是第6次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位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习近平第3次入选。“革新”“变化”也是习近平前几次入选时代年度影响力人物时的关键词。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入选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写的评语评价其为“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人物”。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也撰文评价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风格稳重自信，促进中国在高度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获得全球思想领袖的广泛关注。

与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点赞声不断升温相比，习近平的铁腕反腐、民主开明、敢于担当的政治家气度，也受到国内民众的高度认可。2013年10月间，中国互联网出现了一段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在这则“尺度很大”的5分钟视频中，习近平主席以卡通形象出现，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以卡通动漫人物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网络舆论场上，习近平大受网民欢迎，被网民亲切地称为“习大大”。这种与民众轻松自然的互动状态，反映出习近平一种开明开放的姿态。习近平透露，“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还指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习近平在推动改革中率先垂范，始终把责任举过头顶、把百姓装在心中，成为敢于担当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和一面镜子。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习近平领导风格中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习近平是个标准的球迷。北京八一中学是个足球氛围浓厚的学校，少年时代的习近平在此就读时喜爱上了足球。那时习近平作为汇文足球队的队员和一些“红二代”学生球员交过手。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习近平经常在周末回北京时让好友、围棋国手聂卫平找足球票。1983年夏天，习近平与聂卫平在上海观看中国队和英甲亚军沃特福德的比赛，中国队后防线被打的七零八落，被沃特福德打进5球，二人愤愤离场。谈及那场比赛，聂卫平表示，习近平虽然“看得伤心”，“但他一直很关注中国足球”。

1988年，习近平就曾在《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谈到足球赛给他的启示——“经济大合唱”就是要讲协调、讲配合……这好比一场足球赛，仅讲个人技术水平恐怕已经不合潮流了，配合意识已经成为绿茵场上重要的战术意识。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

因为深爱足球，所以，足球比赛的一些术语也顺理成章成为人们比喻习近平领导中国改革的代名词，其中最典型的要算“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自1979年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的最高领导者之后，到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路程。这30多年，可以称为中国改革的“上半场”。

中国改革的“上半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被世界公认为“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

但“上半场”结束后，习近平面临的形势却并不完全乐观。

中国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有这样的描述：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开放时期。现在回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一些事想得有点简单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们脑子里想到的改革，不外乎就是从某个起点走向某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样呢？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如果最后走到终点，改革就成功了；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改革就失败了。


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它不走了，不动了。它不但不动，还把这种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

改革出现了一种停滞，”有人不愿意往下走了“，换句话说，下半场有人不愿意接着踢了。当然，这些还只是表象，中国改革深层次的问题显然要严峻得多。对此，习近平有这样的论述：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2013年11月，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推进改革的形势和困难作了这样详细的说明：

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对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习近平似乎已经胸有成竹。2014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打虎英雄”决心打破“腐败魔咒”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除非你尝到过深谷的滋味，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领略险峰的情趣。如果你只是站在局外旁观，那么你也不可能懂得一个领导人的动力来自何处。

政治家在面临权力分配和调整时遭遇到的压力之大，特别是清除权力最高层的腐败行为时面临的风险之大，是局外人无法了解的。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了，过去的高级官员即使触犯了法律，处罚也多以贬职、降级、批评斥责为主，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面子”。

重组权力，改革弊政，正本清源，依法惩治腐败高官，这些举措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打老虎”。众所周知，老虎是猛兽，一旦打不过它，是会被老虎吃掉的。因此，反腐败就如同猎人打虎，是极高风险的行为，一旦打虎失败，猎人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在“打老虎”的问题上都是慎之又慎，决策者十之八九的时候是“睁只眼闭只眼”或者“绕着走”。


2012年岁末，当刚刚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习近平向中国民众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时，国内的民众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但随后习近平一系列打虎动作的出炉，让老百姓看到了他的“实诚”——仅2014年一年间，中国就有四个特大型“老虎”被拿下，他们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

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他是正国级的高官，出外访问能享受首脑待遇；徐才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是副国级的高官，他主管军队的干部人事工作达10多年之久，徐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于美国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中国军队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令计划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案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也属于副国级高官。令计划担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比白宫办公厅主任更重要更敏感；苏荣担任过多个省的省委书记，被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的高官。

另外，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先后接受调查处分的腐败官员仅省部级以上的就超过100位，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大夫级”高官。

中国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给习近平画了一幅漫画像——习近平骑在“大老虎”背上，挥拳痛击猛虎，这幅模仿打虎英雄武松设计的卡通形象，鲜明地说明了民众已经很自然地认可习近平打击腐败的魄力和勇气，中共的纪律检查机关也是一个动真格、不怕事、不讲情面的“铁面判官”形象。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2012年，中国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法律惩处的高级官员，总是停留在副总理、副委员长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从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局常委或者正国级官员被法律问责，以至于中国民间传出“反腐有上限”的说法，意思是到了政治局常委这样的级别，就不再有腐败问责的风险了，但这个延续了60多年的所谓“惯例”在习近平的铁拳攻击下，已经不复存在。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是第一例。今后，不管是谁，不管级别有多高，也不管权力有多大，一旦违反法律和中共的纪律，就得被问责。这条“高压线”在习近平手里被充上了电。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经深刻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铁律。如何驯服权力？如何抑制权力导致的腐败？又如何让权力正确而高效地发挥作用？人类的探索充满艰辛。一部人类政治史，就是一部人类探索正确驾驭权力的历史。对此，习近平的政治探索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13.6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权力掌舵者是不可想象的。保持权力运行的统一高效和稳定，必须是第一追求。与此同时，如何防止强势的权力发生蜕变和腐败，使权力始终在清廉的轨道上运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2013年3月，他担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在北京见到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基辛格，当他介绍自己的职务和分管工作时，基辛格点评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王岐山后来笑谈，我理解基辛格博士说的“伟大的工作”，其真实的含义应当是“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


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何清除腐败，保持高效廉洁，这被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并不让人奇怪。既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执政地位，又要防止权力滋生腐败，这种打破“腐败魔咒”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摆在习近平面前。

对于这样的质疑，习近平的回复是“中国共产党还就不信这个邪”。不信邪，就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硬招来。从2012年末到2015年初，在不到3年时间里，习近平通过自己一系列的强势表现，已经显示了他具备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勇气、智慧和政治谋略。如果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封建专制传统最长、官僚主义积弊最深的东方大国里，实现政治清明、官员清廉、治理有效、民众欢迎的政治新常态，那将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先前备受争议的“中国道路”也将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

目标直指2049年

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是习近平执政两年多以来，国际政治评论家比较一致的评价。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他2014年10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一定要考虑长远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数国家的多党制只能考虑我当总统、总理任期之内的事情，超过任期就不考虑了。像新加坡的执政党这样的能为长远考虑的党也不多了，越来越少。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这个非常重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握政权是在1949年。1949年以后他应该搞建设，搞制度建设。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义者，1949年以后还搞继续革命，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转向搞现代化建设的30年。现在真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考虑的就是下面30年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014年6月16日，FT中文网刊登《习近平的改革及其使命》一文，作者正是曾任世界银行（WB）行长、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先生。佐利克的观察可谓相当深入：

在上任大约一年之际，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方向日益清晰。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目前，中共正号召干部观看一部关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被视为英雄。

在把维护中共当作首要任务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应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经济改革将不会伴随着政治上的放开。与此相反，考虑到改革带来的风险，他的信念是必须把政治置于控制之下。

改革将把关注点放在经济治理和现代化上。对西方人来说，这些名词看起来或许有些模棱两可。这位中国国家主席的历史任务是：为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中国，构建现代经济结构。”

如果说佐利克先生偏重于观察习近平的经济改革蓝图的话，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已经呼之欲出。

其中，以香港《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最具代表性。2014年6月，就在佐利克先生发表上述文章的几天后，《大公报》以《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为题，再次深入分析了习近平的“棋局”：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其国安委主席、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使其不仅执掌了宪法赋予的最高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国家安全、外事、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便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至此，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至此，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基本定型。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指出，在上任两年多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布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次获得大规模宣传，显示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普遍接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如同围棋上的布子取势。2000多年前，中国的战略家之父孙武就在《孙子·势篇》形象地指出：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取势，就是储备势能。高明的棋手总是善于充分发挥棋子的整体功能和时势与位势的效应，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概而言之，摆在习近平面前的课题有三：一是在经济上，如何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让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从而让中国晋级到经济富国阵营。二是在政治上，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成为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典范国家。三是在文化上，如何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使中国人成为世界高尚品格的代表，使中国精神能够像灯塔一样驱散黑暗，照亮人类进步的航程。

这样的战略目标已被习近平高度浓缩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犹如灯塔，召唤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行，全力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定下目标，就得坚定不移，这是习近平很鲜明的一种领导风格。习近平在2015年5月5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再次号召大家都要做“改革的促进派”：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红军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为了视察地形，毛泽东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高原，当“千里冰封”的大好河山和白雪皑皑的塬地展现在毛泽东眼前时，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欣然提笔，写下了这首名为《沁园春·雪》的著名诗词。在这首诗词中，当时只有43岁的革命家毛泽东纵评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认为古代英雄都已经成为过去，挽救民族命运、振兴国家的使命正属于当代中国人民。


33年后的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与陕北清涧县比邻的延川县，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习近平后来回忆，这7年的知青艰苦经历，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重要的成长岁月，正是在这片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英雄豪杰的黄土地上，习近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习近平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伟大的历史英雄必须要站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才能凸显出来。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是人类文明进入新千年后最为重要的时刻，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取决于各国政治家对航向的掌控能力。中国正在演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改革大剧，站在这部大剧舞台中央的习近平，将如何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值得全世界一同期待！